想起家书传情的年代

在我的“百宝箱”里，有一本被磨得纸边发毛的家书集，封面上写着“尘封的记忆”。尽管这些家书已年代久远，但每当我翻开它，一件件往事便历历在目。

1987年11月，18岁的我到新兵连不久，收到了一封家书。那是父亲寄来的信。“儿啊，听说你那里零下35摄氏度，我难以想象你们是怎么过的。你要穿暖和点，和战友们处好关系，多干活，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当时，看着这封信，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我的老家在河北农村。父亲因工伤落下终身残疾。我入伍离开家前，他一瘸一拐地把我送到大门口，对我说：“到了部队就捎个信回家。”我说：“一定，放心吧。”

到了部队后，我与家人经常通过书信进行交流。家里盖房子、杀年猪、侄子找到工作等，这些消息我都是通过书信知道的。

这一封封家书里装着什么呢？或许是训练累了的怨气，或许是高兴时汇报的好消息，或许是充满牵挂的话语。记得新兵连授衔后，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帽徽和一副领章。我们都想给家里寄张军装照，文书就到县城里请来照相师傅。连队安排每人照一张，整个连队要在一天内照完，所以大家商量怎样照相最快。后来，大家发现敬礼这个姿势照得是最快的。往家里寄信的时候，大家就把敬礼的照片同书信一起寄回家。

当时，通信手段不发达，大家日夜盼着收到家信。说起战士们盼信来，最有说头的要算边防哨所的战士们。几年后，我到中蒙边界的某哨所工作。那里四面环山，光照时间短。当时，那里没有专门的邮车送信，只能靠每月一次采购伙食的车从80公里外的乡邮电所带过来，或者靠上级检查工作的车捎上来。

上世纪90年代，我所在的边防连文化设施少，而且只有一部军线手摇电话。在那种情况下，真是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大家都特别期盼家信。家信一来，大伙儿都要聚在一块，由来信的那个人念给大家听。有喜事大家一起高兴，有悲伤大家一起难过。

“孩子，你上次来信说，你的一位战友和他对象吹了，就是嫌他不写信，现在怎么样了？”看着这封1993年的家书，我不禁想起关于一位战友和对象“短暂分手”的故事。这位战友文化水平不高，家里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他不会写情书，只好请别人代劳。后来，他买了一本字典自己“啃”起来，在战友的帮助下，文化水平提升了不少。当时交通不便，一封封情书或家书要隔很久才能寄出，再加上为了保密，每次写信的时候，不敢和家里多讲连队的情况。这位战友的女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误以为两人关系结束了。后来，同乡战友探亲时，把那好多没有及时发出的信，一起带回家。这位战友的女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与他和好如初。

多年后，通信手段越来越好了，手写的家信也越来越少了。我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2000年，也是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信是我大哥以父亲的口吻写的。那时，父亲得了脑血栓，路走不动了，说话也不清楚了，写信只能让我大哥代笔。即使是这样，他也没忘在信中鼓励我好好工作，让我不要想家。

那天，我把家书集拿出来。儿子看到了我那些信封上的邮票，让我送给他收藏。我与他将信封弄潮湿，揭下那一枚枚邮票，放在他的收藏夹里。我们一边整理邮票，儿子一边听我讲那关于家书的一件件往事。看着他专注的眼神，我好像也回到了那个家书传情的年代。

（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