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表征之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

19世纪末，欧洲人已经厌倦了现代性的不断要求，他们为此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的这代人啊，”法国精神病学家菲利普·蒂西（Philippe Tissié）在1887年写道，“生来就如此疲劳；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动乱的产物。”对他来说，这代人的精能已经耗尽了。有充分的历史记录表明，19世纪末人们的显著特征就是“厌世”（world-weariness），这在欧洲尤其明显。当时，欧洲社会普遍洋溢着恶性的悲观主义情绪，由此加剧了厌世情绪或者说萎靡不振。西方已经耗尽了那种可以推动人类进步、驱动历史发展的躁动不安的能量。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劳累过度了，已经消耗了如此多的精能，现在它将面临最终丧失自身未来和独特地位的风险——虽然这个独特地位是西方自封的。然而，过去也有各类预先警告，纵观整个19世纪，各种古怪的现象和异常的征兆似乎都预示着疲惫感终有一日将倾泻而下，它有时表现为日常生活中对精能的浪费性消耗。正如最近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情况包括当时被广泛报道的“闹鬼”家具，据说，有人看到家具按照自己的意愿移动。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想象中，自主行动的家具是制造商和工人所消耗的剩余精能被浪费的结果，他们的精能远远超出了生产家具所需要的范围；于是，残留的能量便在家中的“幽灵行动”里被毫不留情地释放出来。当时有许多记录表明，不仅是热力学理论所预言的宇宙热寂（heat death）——宇宙的停滞使做功在宇宙中不可能实现——引起了大量悲观情绪，能量的过度浪费同样表现为人类身心的诸多症状，这些症状在当时通常被诊断为神经能量失衡。

起初，疲惫感被看作一种病理性的倦怠，许多欧美哲学家、作家、诗人和退化理论家（degeneration theorists）都承认并提到这一点；心理学家则称之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a）。它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世纪病”，后来被认为是现代性和进步主义幻想破灭的表现。作为一种直接攻击患者意志力并使其紊乱的疾病，其症状不仅反映了一种心理和生理状况，也反映了一种社会、道德和历史状况。患者的精能被消耗殆尽，这甚至可能导致道德堕落、不作为、昏睡，以及——或许最成问题的——懒惰。为了对抗这些“精能疾病”，专家们研发并推荐了许多新奇的疗法，包括休息疗法、工作疗法、谈话疗法、给出建议或不给建议的催眠疗法，甚至包括定期到现代精神病院居住。但是，疲惫感所带来的危险性远远超出了个体的限制或当前的范围。除了懒惰带来的经济损失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且更直接的威胁：它会使通常来自富裕家庭的患者精疲力竭，甚至可能使其回归更原始的状态，被历史进步理所当然地超越和碾压。也就是说，他们担心的是，在西方文明之中，返祖现象（atavism）很可能以原始的乃至东方的形式被释放出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西方艺术已经出现了原始主义（例如保罗·高更的作品），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突然涌现许多受到东方哲学启发的通灵与秘传异教［例如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的神智学（Theosophy）理论］，这些便是“威胁”的例证。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表态非常典型，他敏锐地把握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1888年，尼采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一直困扰现代人直到下个世纪，那便是：“我们的现代世界究竟归于何处——是精疲力竭，还是继续上升？”在这个充满乐观情绪的世纪里，人们头一次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一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上层人士和中产阶层正在按照他们所认为的东方化的舒适感来设计并装修自己的房屋（图1）。虽然在19世纪更早的时候，一种在建筑、设计和家具方面与之类似的东方主义就已经出现了——特别是在法国（尤其是在19世纪30年代）。然而到了19世纪末，正如齐格弗里德·吉迪翁所说，“这种东方化的影响变得如暴君般专横”。多亏了19世纪末的大规模生产，东方式家具在西方繁荣发展，甚至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接受和消费。让我们以1880年左右开始流行的一种带垫座椅为例进行说明。这是一种用东方式的鞍囊和毯子装饰的座椅。它的流行时间比一个世代还要长，在此期间，那些使用裹毯家具的中产阶层家庭通常被西方人直呼为“土耳其人”。尽管一些欧洲公司，如科赫和特科克公司（Koch und te Kock），会利用机械生产本土的“东方”毛毯，以满足国内的高需求，但在当时，大多数欧洲室内装潢所用的毯子都是从中东或高加索、土耳其，有时还包括印度的村庄进口的。为西方消费者制作的这类座椅家具，其特点便是过度填充、笨重、具有弹性、没有尖角或锐利的边缘，座椅通常还有一道流苏花边遮住椅子或沙发的腿。配套的毯子一般都是缝、套或只是铺在椅子、沙发、长榻和躺椅上的。如此制作座椅，显然是为了舒适，也就是承诺可以给予人们急需的短暂休息。

图1 弗拉霍·布科瓦茨（Vlaho Bukovac）绘，《厚垫睡榻》（Divan），1905年，布面油画，150cm×201cm

当时西方流行将东方风格融入住宅，裹毯家具只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小部分。东方化的各类家具、屋内固定设施、造型装饰和建筑空间营造了一种奢华的格调，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随意的氛围。这些家具与所谓的“东方式颓废感”联系在一起，装饰着上层人士用于非正式场合的各种房间，比如绅士们的台球室、吸烟室、休息室、书房和图书馆等。这种家居装潢风格也被称为“摩尔风格”（Moorish style），它逐渐进入中产阶层家庭的各个角落，从走廊、壁龛、隐蔽角落、闺房到客厅，当时的这种热潮被称为对“土耳其之角”（Turkish corner）的狂热。随着东方式睡榻、软垫凳（ottoman）和沙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西方家庭之中，为了使西方人的姿势、品味和服装与之相适应，欧美各地又出现了接受相应指导和训练的需求。在《如何坐在沙发上》（1891）一文中，作者指导女士以符合西方礼仪规范的方式坐在东方的家具上，尤其要注意如何选配服装。客厅或大厅等一些更正式的空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改变。特别是在美国，那里日益厌恶旧欧洲的装饰风格，有时旧风格甚至会被东方主义取代。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家庭空间里，公共空间也是一样的。比如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就有著名的“土耳其沙龙”（图2）。然而欧洲旧世界的宫殿和庄园也同样被这种时尚吸引了，比如法兰克福的莱辛巴赫宫（Palais Reichenbach）华丽的大厅、斯德哥尔摩哈尔维尔（Hallwyl）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宫殿、法国的费里耶尔城堡（Château de Ferrières），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避暑别墅——怀特岛的奥斯本庄园（Osborne House），其宴会厅完全采用了印度风格。不同于早些时候东方主义风格在欧洲家具领域时隐时现的情况，东方主义风格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得到了大规模生产和广泛商业应用，其流行达到空前的程度。典型的例子如英国伦敦的利伯蒂（Liberty）百货公司，它于1880年在巴黎开设了分店。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这家分店“实际上成为整个受东方影响的西方先锋派的商业之翼”。这种东方风格不但刺激了贵族的住宅领域和公共空间，还作为“整体”被资产阶级吸收了。东方主义趋势的诸多特点在欧洲被传播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土耳其式”裹毯家具出现在了一些最让人意外的地方，比如说天文台（图3），甚至是医生的办公室（图4），莉迪亚·玛蒂内利（Lydia Martinelli）的论述便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尽管这些装饰遵循了西方自身的条规，但现代性的私密空间依然由此被东方化了。

图2 华尔道夫酒店里的土耳其沙龙

当整个西欧和美国开始感受到一种病态的疲惫感时，东方风格被（重新）引入西方文明的核心。由于明显的疲惫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方人已经改变了历史意识和自我意识，但维持之前种种要素的可能性。在20世纪40年代，吉迪翁带着一种对现代主义者的反感写道，这种东方对西方内部空间的影响，暗示着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一系列重要文化格局的形成。这种东方风格不仅隐含着“冒险、浪漫和传说”等意义，它的存在中还回荡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图5）。“西方式的生活，”他接着上面的话说，“倾向于紧张和压力；东方的生活则追求闲适和放松。可见，东方人的影响必须被视作西方人争取逃避和解脱的众多努力手段之一。这些努力呈现了19世纪西方人情感生活中的阴暗和忧郁，并做了一个悲剧性的注解。”然而，目前我们还不清楚，究竟是当时的人们无意识地认为这种东方主义可以用来缓解疲惫感，还是东方主义无意中诉说了这个时代暗藏的疲惫感。也就是说，这种独特的风格采用可以被明确识别出来的东方主题和联想，它能否为西方人提供恰如其分的休息剂量，并成为一种反抗现代性的集体厌倦的幻想解药呢？或言之，这种东方风格只是表现了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已经确诊并广泛发出警告的颓废、厌倦和绝望吗？

图3 在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天文台的图书馆里，有覆盖着东方式毛毯和其他织物的睡榻和枕头，该天文台位于法国奥尔日河畔的瑞维西（Juvisy-sur-Orge）

图4 医生咨询室的推荐家具，包括一张铺有土耳其毛毯的睡榻

图5 “电话影像机”（telephonoscope）是一种能够将“世界上最重要或最有趣的事件变得随处可见、尽人皆知”的设备，它只用“一个开关便可立即将一个人（的感官）传送到亚洲的尽头，然后为我们展示在锡兰或加尔各答的节日上舞蹈的女孩。它不仅能让我们在远处听到并看到它们，还可以通过对我们大脑的影响，远程传递触觉和嗅觉”

弗洛伊德的椅子和天文学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调查线索，这种座椅正是通过他所赋予和认识到的意识沉积（sediments）的独特重构，建立在19世纪末的标志性的表征之场中。在弗洛伊德创立了一门关于精神的新科学之后，一种明显带有东方化特征的椅子也被整合到了让患者们宣泄情绪的仪式之中，并被用作一种治疗精神疲惫人群的灵药。弗洛伊德的病人兼友人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甚至直接在信中称其为“（精神）分析椅”（analytic divan）。这种椅子通过其东方式的图案、联想和历史，减缓了19世纪西方狂飙突进的紧迫感，椅子所提供的启迪心灵般的减速感，对于弗洛伊德的治疗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弗洛伊德利用的正是椅子和深入人心的“内在望远镜”（internal telescope），也就是穿透资产阶级内心的精神分析，这种谈话方法也被视为治疗“世纪病”的良药。进行这场扶手椅旅行的前提是要承认，东方的“他者”不仅被资产阶级放在他们的房屋中，也一直住在资产阶级自己的内心里，而为了识别这个在历史上与西方相隔遥远的“他者”，比喻意义上的“望远镜”和观察患者的椅子之间的舒适连接是必不可少的，这让弗洛伊德可以穿透患者那朦胧不清、层累堆叠的深层内心。

1933年，定居英国的美国诗人希尔达·杜丽特尔（Hilda Doolittle，笔名H. D.）躺在了贝克巷19号那张著名的长榻上接受诊疗，就像她先前多次做过的那样。在弗洛伊德的咨询室里，长榻或躺椅的使用代表着19世纪晚期医学催眠疗法的“残留”。当时，特别是在德语国家，私人咨询室的设计是为了促进“催眠与睡眠之间等式”的实现。尽管弗洛伊德已经不再用催眠术，但他还是将椅子重新用于精神分析，其环境非常类似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最私密的内部房间（图6）。这把著名的弗洛伊德椅是一份礼物，是在1890年左右由他的患者本维尼斯蒂夫人（Madame Benvenisti）送给他的。但是，这把椅子在精神分析中的应用细节，直到1904年才首次在出版物中公开。在那里，弗洛伊德建议病人躺在椅子上，而分析师坐在病人头后的一把椅子上，坐于“患者的视线之外”。从弗洛伊德位于维也纳的咨询室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该椅子的一个惊人的特征是，上面铺着一张土耳其风格的奢华东方毛毯；同样也是出于某种意图和目的，弗洛伊德还把椅子转换成了东方式的。

图6 这便是弗洛伊德的咨询室里那张著名的“分析椅”，由埃德蒙·恩格尔曼（Edmund Engelman）拍摄，就在此后不久，1938年，弗洛伊德被迫逃离维也纳，前往伦敦

这张毛毯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年长的堂兄莫里茨·弗洛伊德（Moritz Freud）送给西格蒙德一家的订婚礼物。这位堂兄作为一名买卖东方古董的商人，走遍了中东各地。虽然毛毯被认为起源于士麦那，但这张毯子实际上来自加什盖伊族（Ghashghai）——一个位于伊朗的法尔斯省（Fars province，与土耳其接壤）的游牧部落。但它肯定不是这房间里唯一的东方式毛毯。除了地毯，在病人使用的椅子旁边的墙上，还挂着一块很大的东方式毛毯。除了毯子，弗洛伊德的咨询室及其相邻的书房里，还陈列了大约2000件文物。这些古董有的在玻璃橱柜和架子上，有的放在他的桌子上，有的堆到地板上，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东方的某个地方。“东方”形象在弗洛伊德的治疗空间中是如此显眼，以至于杜丽特尔女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躺在了那张著名的精神分析椅上……无论现在我的幻想把我的意识带向何方，我都会以这个房间为中心和目标进行想象，因为它是安全的。也就是说，我会以这个房间为基点，集中精神或重新定向，去想象那些神秘的龙潭虎穴或者阿拉丁的藏宝洞。”多亏了这种具有舒适体验的东方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可以帮助患者承认潜意识当中失去的记忆，并作为一种静止的载体，等候患者重新检索、上传回忆。

然而，杜丽特尔女士的意识仍然被夹在两种椅子之间：精神分析椅和天文观测椅。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她的父亲查尔斯（Charles Doolittle，1843-1919），他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曾是美国里海大学塞尔天文台（Sayre Observatory）的第一任台长，他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他又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弗劳尔天文台（Flower Observatory）的台长。几十年来，他已经习惯于斜躺在他的观测椅上。查尔斯从事常规的方位实测天文学研究，也就是单调地记录从望远镜得到的测量数据，经过计算，剔除大量冗余数据，然后整理编目，发布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确定地球自转轴在旋转时极其微小但有规律的偏差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同许多当时典型的天文台一样，查尔斯担任领导的这两个天文台，其建筑都是能够容纳天文学家的整个家庭的。即便他们在物理距离上已经很近了，查尔斯也不愿离开他的家人单独工作。杜丽特尔家族的一位熟人曾如此描述查尔斯：“那是一个高大、瘦削的人，即使在餐桌上他也很少关注比月亮更近的东西。”正是父亲与宇宙的距离拉近了杜丽特尔女士与弗洛伊德的关系。

在弗洛伊德椅上治疗期间，杜丽特尔女士的意识经常被传送到她父亲的天文台办公室里。她小时候经常和斜躺在观测椅上的父亲玩耍，父亲也会借机在漫长的观测后休息一会儿。作为一个高个子女人，杜丽特尔女士时常抱怨弗洛伊德的椅子太短，咨询室太冷，尽管有瓷炉，但不太顶用。于是，弗洛伊德在治疗中便经常用东方式毛毯为她的双手取暖，他把杜丽特尔女士的抱怨和行动解释为一种移情式的反抗。事实上在她看来，父亲和弗洛伊德的两种办公室之间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比如有些家具相似，这些家具被用于工作和休息的方式也相似——也就是说，在杜丽特尔女士的心中，两者的差异反而放大了两者的相似。她如此写道：

在［弗洛伊德的］长榻脚下有一个老式的瓷炉。在我们第一个家的花园里，我的父亲就曾有一个那种炉子，它被摆在父亲之前造好的户外办公室或者说书房里。那儿还有一张榻，末端叠着一块毯子。那长榻的头部也有一个略高出来的部分。我父亲的书房里摆满了书，就像这个房间一样。那儿也有一股皮革的味道，炉子里传来木头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和这里一模一样。我记得那儿还有一张画，是一张伦勃朗画的《解剖学课》。我父亲的最高的书架上还摆着一个头骨。在一个玻璃钟罩下有一只白色猫头鹰。我可以坐在地上玩我的洋娃娃，或者玩一整个文件夹的纸娃娃。但是，当父亲在书桌上工作写字时，我是一定不能和他讲话的。他“写下”的是一排又一排的数字，但我几乎分辨不出那些数字和字母的形状有什么差别，我也无法知道这个数字和那个数字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当父亲斜躺在那把观测椅上时，我不能跟他说话。因为每当入夜，他都在工作，所以他白天闭上眼睛躺在长榻上时是不能被打扰的。但现在，轮到我躺在这种长榻上了，四周的房间都摆满了书。

也就是说，弗洛伊德那东方化的椅子唤起了杜丽特尔女士对于儿时的联想，并把她的思绪带回天文学家使用的躺椅上。当她躺在长榻上，观察到内心深处的联想和图像逐渐走入自己的视线时，她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坐在她身后的医生大声描述自己的感受。而除了雪茄散发的烟雾外，那位医生表面上并不会被患者看到，然后医生再把这些原始的观察结果收集到一个笔记本里。就像查尔斯在观测椅上观看了一夜之后，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记录分析一样，弗洛伊德同样会在观察之后分析实践（postanalysis practice）。那时，他也会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并在随后的过程中处理原始记录，删减那些无足轻重的观察结果，最后使其变成一种因果性的描述。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后事实行为”（post factum）。杜丽特尔女士体验过的两种椅子——精神分析椅和天文观测椅——表明了她的父亲和弗洛伊德之间存在一种无意识的联系：这两者的相互融合，就发生在精神与天文学相互融合的地方。当她试图寻找并抓住两者的区别时，她写道：“人类的灵魂指挥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她的父亲则是被天体指挥了。她断言，自己的无意识领域正好处在这两种椅子之间，被放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显微望远镜’下”经受无情的审视。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观测椅——精神分析椅——是一种东方化的仪器，它可以促进对内心的观察而不是对外部的搜寻，他通过这种观测椅进入的，是人类灵魂的历史，而不是恒星的过往。但就像查尔斯的观测椅一样，弗洛伊德也使用了专门的家具以配合其“望远镜”的操作（图7）。

图7 和弗洛伊德一样，天文观测者的观测视野之外也会坐着一位记录员，前者则会在其观测椅上把观测结果告诉记录员

弗洛伊德的望远镜

在其开创性著作《梦的解析》（1899）一书中，弗洛伊德使用了“望远镜”的比喻来阐明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为一个由透镜和焦点组成的复合系统，望远镜可以被人们操作、控制，将光线导向不同的方向。弗洛伊德以“望远镜”为例，系统解释了人类的精神结构，以及清醒生活和做梦状态之间的各种区别。通过这个挑战固有观念的类比，弗洛伊德试图说明，他避免将心理位置（或按他的说法，是一系列系统或部门）按照其解剖学或生理学基础做简单阐释，这样他就可以让精神分析保持在纯心理学的层面，从而为精神提供一个心理动力学模型，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模型。就像天文图像可以在望远镜的焦点上形成，而不需要使用任何物理器械（比如一个透镜）来接收它，在精神装置（mental apparatus）当中，一系列系统无论有没有透镜（即不需要定位）都可以运作。望远镜的类比主要是被用来解释精神的方向性——区分清醒状态和做梦状态。在这里，弗洛伊德使用了望远镜光学仪器的类比来解释这种差异，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望远镜一端的光学仪器才能看到图像。

望远镜的一端被弗洛伊德比作精神系统的知觉端口，它可以接收人在清醒时输入的各类意识。然后，就像光线一样，这些输入的意识会通过管道逐渐传递到另一端，这个过程也被弗洛伊德视作一个动态的心理运动过程，或者输出。这种特殊的方向性——从感知（perceptual）到心理运动（motor）——被弗洛伊德称为“进发”（progression），它与清醒时的多种状态有关。他认为，在精神望远镜的两端之间——感知和心理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堆叠的或复合的“系统”，这些系统类似于望远镜中的反射镜和透镜系统。所以在感知端附近存在着一系列记忆系统，而在精神装置的运动端，则堆叠着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系统。在“望远镜”的镜筒中，这些系统是有序排列的，比如无意识更加接近记忆端而不是运动端。因此，与清醒状态不同的是，在做梦的状态（或者与做梦非常相似的状态，如幻觉、幻视或幻想）下，输入和输出的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从心理运动端到感知端，如此，“兴奋”（excitations）就会绕过前意识的审查，以我们无意识领域中记忆痕迹（memory traces）里的知觉图像的形式出现。这一过程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退行”。当患者对“进发”产生“抵抗”，也就是在记忆或无意识领域受到压制（suppression）和压抑（repression）的情况下，退行就会发生。这一理论不但解释了梦、幻觉、幻视和幻想的非理性特征——即使这些情况都发生在正常人或神经症病人清醒的状态下——还将上述“非理性”特征的共同根源定位在无意识领域之中，而且最终都指向了最基本、最原始的“婴儿场景”（infantile scene）。

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折射望远镜模拟了一种对于正常人的清醒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进发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前意识修正无意识对意识的影响，就像望远镜的物镜先将进入的光线弯曲并折射，再将其送达目镜端一样。然而，在退行（如做梦状态）的情况下，它更像是观测者向下看着反射望远镜的镜口，原本接收反射光线的副镜（或心理上的前意识）就会被移除，观测者可以直接查看在主镜中反射的虚拟图像。根据光学装置的排列方式和观测者的眼睛位置，这种“望远镜”可以模拟出精神分析的接受者的精神中的进发或退行特征。但它可以做的不只这些：“望远镜”还允许人们进入灵魂的过去进行观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同时进行治疗和观察的技术物。

内心深处的时间

就像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一样，我们也可以使用弗洛伊德的装置来深入心灵的时间，以达到一种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集体的童年心理状态。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

总体来说，做梦便是做梦者退行到其最初状态的一个例子，这个状态也就是他的童年的重生（revival）……在个体童年的背后，我们得到了一幅系统发育（phylogenetic）的童年图景，也就是关于人类群体发展的图景。实际上，个体的发展是人类生活受到各种环境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概括性重演……我们可以期望，梦的解析会带领我们了解人类的古老遗产，或者发现人类心理上的天然属性。梦和神经症似乎保存了比我们能想象到的更多的精神古物；因此，在重建人类最原初、最模糊的起源时期的科学当中，精神分析可能占据很高的地位。

就像天文学家使用望远镜穿越浩瀚宇宙中遥远的空间距离和深邃的时间尺度一样，精神分析不仅深入了人类内心的精神时间，而且可以回溯遥远的历史时代。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那些欧洲殖民者的科学探险活动，他们冒险进入未知的地理空间进行科学探索。据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尽管没有像前者一样穿越物理意义上的宇宙，却允许人类精神的观察者穿越遥远历史时代的不同地层，进入人类的过去，最终面对存在于其中的“野蛮人”。弗洛伊德的“概括性重演”论点只是将当时的启蒙历史主义内化之后修改而成的一个版本。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一个进入无意识领域、深入人类心灵未知领域的探索者。在一篇关于女性性行为的文章中，他曾称这一领域为“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这个词组是在欧洲诸国对非洲大陆的争夺最为炙热那些年，由英国殖民者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鼓吹并推广开来的。但弗洛伊德使用这个词是在呼应其更早的来源，比如19世纪早期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让·保罗（Jean Paul）的一个著名说法，他曾把无意识称为“人类内心当中真正的非洲区域”（true inner Africa）。于是，为了到达那个区域，弗洛伊德的患者躺在铺有东方毛毯的椅子上。到了“黑暗大陆”，他们就可以“抛锚固定”、“集中精神”或者“重新定向”，沿着望远镜向内观察。弗洛伊德的咨询室和书房里陈列的两千多件古物灿若繁星，成为向着内心旅行的参照点，患者在内心旅行时表面上所遭遇的“精神古物”远比他们个人的记忆更古老。东方化的椅子被弗洛伊德用作一种载体——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护身符——当椅子载着患者进入无意识的梦境，它便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现代的记忆以及他们所共有的“古老遗产”的层累历史，椅子上满载着沉积，但它们非但没有沉睡，反而被一种我们在书中看到的类似的历史主义激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作为一种以治疗为目的的基础手段，促成了昏昏欲睡的清醒状态的出现，这与在东方被普遍接受的睡眠状况遥相呼应。精神分析学家的椅子有着东方化的外表和环境，它可以轻轻地把一个横卧的病人引入另一段层级更低的历史时期，然后医生利用精神的望远镜对病患展开分析。一种原初的潜意识被召唤出来，通过精神分析椅和它所暗示的一切历史化的文化习俗与隐喻——这些习俗和隐喻不仅广泛存在于西方的凝视之中，也体现在他们的家具上——这种潜意识得到了东方化和定向。但是，随着超现代主义的出现，活动躺椅（chaise longues）在许多当代的精神分析实践中取代了弗洛伊德的长榻，不止一位认真的评论者注意到这种差异：“如今的精神分析者社群承载并包含着理想中的精神分析椅的断裂表征。”

1929年，在马克斯·恩斯特的超现实主义拼贴画《安静》（Quiétude）（图8）中出镜的安乐椅也是一种无意中被用来传达弗洛伊德式历史主义的载体。它遵循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完全相同的设计路线，并且与弗洛伊德的椅子共享一个表征之场。对于19世纪的中产阶层来说，斜躺就是足以实现舒适的姿态。而对恩斯特这位后弗洛伊德时代的20世纪男子来说，他不再简单地追求恢复活力或重新变得专注。相反，当他进入他的父辈习以为常并传承下来的休息状态时，不管喜不喜欢，他都面临未知领域的诸多危险。对于恩斯特这代人来说，斜躺的身影越“安静”，未被探索的深层内心就会遭越多的暴风雨的侵扰，一切心理防卫，他的超我（super-ego），他的道德意识，都会像画作背景中的灯塔一样被暴风雨禁锢。甚至连天空也被乌云遮蔽，没有方位天文学——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来帮助他导航，那么也许这场意料之外的或者他根本不想要的探险会带他走向“黑暗心灵”。于是，烦恼之水会被释放，奔涌着向他袭来；舒适感将他放到了水面之下的原始状态中，这就像是在精神分析中一样，他不仅与个人历史相连，显然也与人类历史产生了联系。

图8 马克斯·恩斯特《安静》，拼贴画，载于其作品集《女人头像百图》（La Femme 100 têtes，1929年出版于巴黎）

许多年后，富有影响力的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威尔弗雷德·R.拜昂（Wilfred R. Bion）在他著名的《意大利研讨会》（The Italian Seminars，1977）中提出一个观点，这可能是对恩斯特的拼贴画的回应。他说：“精神分析的情境刺激产生了各种非常原始的感觉……因此，如果［患者或分析师］中至少有一人发现，他们在咨询室里紧紧抓住的精神分析木筏，只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赝品，而且自己乘坐的木筏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吃惊。当然，咨询室有舒适的椅子和现代生活所有的便利设施……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两个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危险的冒险活动。”可见，到了20世纪，舒适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让人充满忧虑。

就像弗洛伊德的理论一样，马克斯·恩斯特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也依赖于这个假设：在现今的欧洲中产阶层中，存在着如海洋般深邃的无意识的历史深度，其中沉积的正是被他们傲慢地视为被抹除、被征服、被灭绝的东西——这正是被修正的历史主义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非西方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以前的历史主义教给欧洲人，通过彻底驱逐不成熟、非理性、原始的东方人或非洲人，可以达到成熟的、理性的、文明的地位，但这种无条件的、完全的进步方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些事物正潜伏在欧洲未知自我的无意识海洋之中。启蒙历史主义引导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但一种不可磨灭的存在、一种不被需要的沉积，堵塞了对西方文明的进步和扩张至关重要的能量流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启蒙历史主义。恰恰是安乐椅的舒适感，引发了西方人隐秘的忧虑和不安：“我们都是非洲人。”

疲惫的西方中产阶层尤其认为，这种令人不安的存在是神经症的来势汹汹的源头，哪怕这种焦虑不安的感觉是遥远的、象征性的，也可能成为疼痛、恐惧、浪费和疲惫感的深不见底的来源。如此而言，弗洛伊德把“黑暗心灵”带进了欧洲资产阶级家庭的各个角落，甚至填补进了缝隙之中，即使那些房间已经被装饰成了土耳其风格和摩尔风格。然而，在动荡不安的现代性之中，这些原始的存在同样可以成为人们希望的灯塔。

例如，包豪斯学派试图以程式化的方法克服“被分割的人”，这个定义出自包豪斯学派开创人物之一的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用于描述现代人被过分差异化和过度专业化的存在特征。就像机械椅或中产住宅的房间被不断地分化和再分化，20世纪的人类也为了满足工业化、现代民族国家和合理化官僚制度等纷繁复杂、永无止境的需求，而被不断地分割和再分割。对人的种种异化，对于设计也有具体的影响。为了反抗异化，莫霍利——纳吉呼吁人们应该回归“完整的人”（whole man），这也恰好是“原始人”（primitive man）的同义词（图9）。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建构，它假定不同的职业身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而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猎人、工匠、建造者和医生等”。这样一来，坐在中心位置的变成了“原始人”，正是他们统一并重组了现代世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各个部分。对莫霍利——纳吉来说，向“完整的人”的回归，是审美真实性（aesthetic authenticity）的一个关键来源，也是社会经济潜能的一个重要源泉。与我在本书中勾勒的19 世纪的表征之场相比，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那段时期，曾经构成表征之场的一些线索又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延伸，回到了现代人本身，而原始人正坐在那里（或许是盘腿坐着）。因此，与其让这个原始人中立，或者逃避、征服、教化甚至消灭原始人，现代人更愿意采取所谓“动觉感知”（kinaesthetic knowing）的方式，发自本心地获取知识，并以此有意识地回到原初的核心。基于这些通过直觉获得的知识——或莫霍利——纳吉所说的“基本经验”（Grunderlebnisse）和“原初经验”（Urerlebnisse）——包豪斯学派的学生学会了如何通过充满感性的手工和依靠触觉的技艺，来重新组合存在于他们自身的、内在的、原始的“完整的人”。

图9 位于包豪斯艺术理念中心的正是“原始人”，他将后来那些被现代性及其差异化与专业化不断撕裂的特质完满地集于一身

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作为包豪斯学派早期学生和成员之一的马塞尔·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他于1921年设计的“非洲椅子”（African chair）（图10）具有重要意义。该作品发表在包豪斯杂志的第一期，以一条胶卷或者说照片剪辑（photomontage）的形式呈现，它表现了布罗伊尔的作品在五年内的发展史，从他的非洲椅子开始，结束于被标注为“19？？年”的作品。在最后一张照片上，一位女士直接悬空坐着，是一把看不见的椅子支撑着她。虽然这个作品表面上呼应了某种启蒙历史主义，但它实际上展示的是布罗伊尔用原始主义（primitivism）对他的原初经验的表达。这把非洲椅子是一个原初的起点，设计的历史进程从此处开始，但这个起点不是从想象中的东方地理景观里得到的，那些东方景观只能被保存在一些欧洲的博物馆里，或者被印刷在一些无人阅读的科学地图集中，而这把非洲椅子是从某种始终存在的内部资源中调动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从布罗伊尔内心的地层中得到的。这把椅子是布罗伊尔作为包豪斯学派的学生所创作的首批设计作品之一，它展现了布罗伊尔试图达到“完整的人”的努力，并且延伸出一道统一的、更加真实的设计史轨迹；包豪斯学派自我鼓吹的也正是这一点。尽管到了“19？？”这一年，进步主义的说法从表面上看仍然说得通——“一年更比一年好”——但我们要承认，任何进步都难免残余和过度浪费，因此我将这种向着“一无所有”——朝向某个没有椅子的地方——前进的行为，解读为一种对进步主义的讽刺，而非赞美。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西方人根本性地修改了19世纪的表征之场，也就是本书呈现的首要主题。正如上文中弗洛伊德、恩斯特、莫霍利——纳吉和布罗伊尔等人所表现的那样，经过重新配置的20世纪的表征之场，容许并承认“他者”在西方文明内部的存在，但这样做只是为了适应西方人在如治疗、设计、艺术、知识和教育等领域的改变。西方人希望用这种方式重新连接“他者”，并重新运作自身的表征之场。在接下来的设计史与科学史上，这种新型的表征之场将再次作用于图像和实物两个层面，对20世纪的座椅家具产生多种独特的影响。

图10 马塞尔·布罗伊尔的作品《一部包豪斯电影，为期五年》（Ein Bauhaus-Film, fünf Jahre lang），这是对进步历史主义的戏仿，它始于所谓的非洲椅子，结束于根本没有椅子的未来

自始至终，我的意图都是辩证地对比各种他异性——无论是直白明了的，还是受到压抑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相隔遥远的，还是近距离的——这些对比不仅存在于现代自我的形成过程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一般的科学研究客体及其表征形式上。尽管科学研究客体中“他者”的存在，并不像前者中那么明显，但其呈现的意义实则比我们用双眼能看到的更多。通过一系列的讲述，我们已经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椅和天文观测椅等图像和实物，是如何充当渠道与收集点的，在这些家具特有的理念和功能中，折叠着更广泛的历史分歧的痕迹，其中就包括自我与“他者”的纠缠——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无意识的。19世纪的座椅家具协调地融合了当时的殖民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工业主义和现代主义，更不用说历史主义了，这种历史主义——沿着与其他各种“主义”相同的轨迹——与一个原本遥不可及但现在被拉近的、变得清晰可见的“他者”产生了共鸣。然而，正如西方任何其他的胜利征服与抛弃革除一样，哪怕在事后特意证明这些都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件，其中依然有残余的留存，因此，一些“幽灵”依然在科学与设计的图像和实物层面久久萦绕，困扰着它们的道德经济、视觉经济和认识经济。在精神分析或天文学等科学化、差异化的语境中，为座椅家具操作打下基础的许多阶层，都是由它们与从属群体之间潜移默化的联系构成的，是由关于历史与自我的特定概念定义的，每个阶层都是由想象中的“他者”塑造的。我们发现，差异性正是以层累的特征存在于科学家具之中，特别是在万物有灵论（animist）的范式随着新原始主义的浮现而逐渐酝酿的时代，他异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承认和释放。然而，不幸的是，19世纪的他异性和以前一样，依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

现在，为了光明正大、开诚布公地面对他异性（而不只是通过我们自己来了解自己），也为了面对我们往往忽视却又太过熟悉的有关“接触地带”的老生常谈（而不是那些遥远而充满异国风情的、大名鼎鼎的事物），我们应当在有关科学、技术和设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客体中，将“他者”的多重幽灵驱逐（即去殖民化）。虽然这种相遇不可能是完全纯粹、毫无污点的，但它要求我们开始认识到，那些司空见惯的物品中包含着一个充满各种关系的宇宙，无论这些关系多么不平等，对自身多么有利或不利，也要从物品自身所处的特殊时代和地点，从特定的有利位置出发去看待它们。融入天文观测椅之中的，正是无声又鲜有人知的相遇，它揭示了一个涵盖广阔但东西方彼此共享的全球史。与那些更成熟的全球流通物品（如茶叶、棉花、火药、橡胶、香料、烟草等）研究类似，本书已经证明，被舒适地放置在帝国权力、精密计算和利润交织的核心地带的相对静止的椅子，并非单纯受控于复杂的电路和传导装置的物品，它可以在其持久稳固的内在属性中，具体表现大量的文化迁移、转译、能量和强制要求等内容。尽管天文观测椅是被驯化的产物，但它并不一定来自别处，也并不经常离开。然而，这些实物中充满各种联系和不平等。这些实物之所以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意义，正是因为它们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被孕育、被表达和被使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表征之场”，一套由权力和历史经纬交织构成的宇宙论。

（本文摘自奥马尔·纳西姆著《天文学家的椅子：19世纪的科学、设计与视觉文化》，高旭东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